黎钰涵：战争中的理解、爱与宽恕

  《战场上的快乐圣诞》是由日本导演大岛渚执导、英日合拍的战争剧情片，该片改编自南非作家劳伦斯·凡·德·普司特的小说《种子与播种者》，1983年在日本首映。

  在《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中，大岛渚展现了操纵日本军官的极端集体主义、迷信思想和武士精神，塑造了世野井、原源吾两个复杂割裂的日本军人形象，借劳伦斯的言行反思仇恨与战争的真相，通过军官与战俘的微妙情谊表现人性的普遍和光辉。《战地上的圣诞快乐》是一部反战电影，批判日本文化传统的黑暗面和军国主义，反思集体性疯狂对人的操控，肯定人性中都会存在的本善，鼓励用理解、宽容、悲悯和宽恕化解仇恨。

  无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上映之初还是现在，仇恨情绪都是一道战争留下的深深的伤口，反复感染从未治愈，历史也证明了这样的伤口也可能重新撕裂，成为另一场战争的诱因。《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传达出一种美好的愿望——用理解和宽恕化解仇恨，达成战争的最终和解。

  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对外国文化有充分了解，说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能恰如其分地引用莎士比亚的剧作；他长相英俊、举止讲究，是影片中唯一一个在炎热的热带岛屿上始终衣冠端正的人；他熟知法律、长于言辞，可以在法庭上娴熟地为西里尔斯辩护；他对自己和下属严格要求，和俘虏吃同样的伙食、承受同样的惩罚。从某一些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具备高教育水平、高自律标准、甚至有点“贵族气质”和“苦行僧气质”的人。

  但同时他是一个残暴且专制的军官，随时准备抽出军鞭鞭笞擅自行动的下属，强制俘虏观看死刑，为维护秩序不惜杀害无辜的人顶罪；他笃信迷信，惩罚俘虏包括病人在内48小时不允许饮水、进食、放风来治疗所谓精神上的“懒惰”，大吼大叫地练习暴力的刀术来锻炼所谓的“超能力”，将自己对西里尔斯的异样关注归结为恶灵作祟。这些和他的另一面相当割裂。

  从原源吾的身上一样能感受到割裂感。原源吾没什么文化，战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农村青年，粗俗而野蛮。他比受过高等教育的世野井更加残暴，更加暴力地殴打俘虏，用残忍的方式羞辱发生性关系的朝鲜看守和荷兰士兵，但是这样一个人却拥有一双显得异常纯洁的“美丽的眼睛”，并在劳伦斯提出要求后保护了被侵犯荷兰士兵；他逼迫犯错的朝鲜看守切腹自尽，却将他的死亡通报为事故来为他的家人争取一份抚恤金；他重伤了劳伦斯，却在圣诞夜醉醺醺地将“自由”、“生命”作为礼物送给他，即使擅作主张会可能会受到世野井的严厉惩罚。他的纯洁和残暴、善良与残忍交替出现并彼此交织，相较于世野井受过教育后的自我克制，呈现出一种更原始的、动物性的特质。

  世野井和原源吾，代表了高、低文化水平的两类日本军官，但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割裂感，这些“善”与“恶”、“文明”与“野蛮”的割裂，让他们的形象显得极度畸形。在影片中，英国俘虏们普遍只看到恶与野蛮的那一面，而十分了解日本文化的劳伦斯却注意到了这种割裂的存在和原由。西方战俘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日本的武士精神、腐朽信仰与集体疯狂对世野井和原源吾的操控。

  影片中多次出现日本军人、被日本同化的朝鲜看守因为犯下过错而“切腹自尽”的行为，原源吾也多次询问劳伦斯，“为什么像你这样军衔的士兵，被俘虏后却不自杀呢？你怎么能忍受这种耻辱？”，“你就是怕死，我就不怕死，日本武士什么都不怕”。切腹自尽是一项具有鲜明武士特色的自杀行为，这种行为的原由——正如电影中原源吾反复强调的那样，是武士精神中的耻辱感与向死情结。这种推崇自杀的暴力与自残情结是原源吾、世野井这样的日本军官的行为残暴的根结——他们都以为士兵不应该投降而应该去死，活着的俘虏不应该得到尊重，死了的才值得敬佩。

  影片中也呈现出日本军官在血腥腐朽信仰下的疯狂病态。他们绝对地笃信精神力量，认为生病的人不是有病而是精神丑恶需要净化；他们极端崇拜天皇和神明，在宣誓为天皇效忠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放弃了生命处于“死”的状态，放弃了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而归顺于集体。

  武士精神和腐朽信仰摧折了世野井和原源吾作为个体的人性。他们被压制的人性偶然在恍惚的时刻表露出来，显出一种矛盾的纯洁和美丽，正如世野井描绘的那样，“我多想邀请你们一起在我们的樱花树下聚会”，正如电影最后原源吾像孩子一样的笑容。对武士愚忠信仰的深度剖析，既是表现电影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也是电影“宽恕”、“悲悯”立场得以成立的基础——他们作为个人，是有罪的，但是并非十恶不赦。他们是施暴者，也是受害人。

  大岛渚勇敢地闯入了日本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阴暗面，将二战期间日本人的残暴与疯狂毫不避讳地暴露出来，同时又对他们的扭曲面目下残存的善意表露出一种怜惜与悲悯。

  影片开头，世野井在庭审上第一次见到西里尔斯时就难以自拔地被他吸引——一个英勇善战、高傲自尊、俊美阳刚的英国军官。在他的斡旋下，西里尔斯躲过了死刑宣判并被发配到他治下的战俘营。世野井派遣日本医生为西里尔斯治病，频繁地询问劳伦斯他的状况，多次违反自己的冷酷准则时加以包庇。世野井爱上了西里尔斯。

  世野井的武士信仰一定不可以容许对西里尔斯的爱情，爱上敌人、爱上俘虏、爱上同性，从武士精神的视角下，是一件极端耻辱的事情，足够“切腹自尽”；而出于爱的私心而违背日本军人的秩序准则，是精神上的丑恶与疾病，是“腐蚀灵魂”的魔鬼。

  这份爱让世野井感到惶恐不安和痛苦难当，他用残忍的手段进行自我惩罚，并且用更多的暴力行为宣泄冲动，但是却仍然克制不住每天晚上偷偷地一个人去看被关禁闭的西里尔斯。世野井具有两面性，腐朽的信仰摧折了他的人性，变态的道德观念和自残向死情结束缚了他的自我意识，而爱情却冲破了重重阻碍，让世野井不断打破曾经固守的准则。

  西里尔斯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角色，充满正义感与同情心。他为保护当地村民而主动投降，对抗狱卒的压迫带头纪念被逼自杀的荷兰俘虏德·杨。最后，为了救下即将被世野井处死的英国指挥官，为了赎清自己少时的罪行，也为了抚平世野井煎熬焦灼的内心，他当众拥抱并亲吻了世野井。因此，世野井被调离，西里尔斯被活埋。世野井取下了西里尔斯的头发，并请求劳伦斯将它供奉在自己家乡的神社里。

  同性之爱在电影中被赋予人性的光辉的象征意义。西里尔斯是善良人性的象征，世野井无法克制地爱上西里尔斯，并最终接纳承认这份爱意，给予西里尔斯最高规格的敬意和纪念，能够说是对他过往人生所奉行的价值观念的一次背叛。西里尔斯的像太阳一样吸引着世野井，唤起他心中属于人类的温柔感情。爱解放了被集体信仰压制的人性，人性的光辉冲破了腐朽思想的牢笼，也超越了敌对立场的仇恨——仿佛是一个另类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影片的音乐制作人，也是世野井的扮演者坂本龙一先生曾表示，这一部优秀的电影的配乐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因为这不算一个东西方相遇的故事，而是两个独立的人的故事。西里尔斯选择拥抱这位残暴的敌人、回应他的爱意，也是出于电影对人类共同人性的肯定——西里尔斯和世野井是英国人和日本人，但是他们都是人；他们是独立的个体，归属于“人类”而超出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

  劳伦斯精通日语并且致力于和原源吾、世野井打好关系，并且努力说服其他英国俘虏按他“对日本人的知识”去做。和绝大多数不幸卷入战争中的人不一样，他并不仇恨自己的敌人。他说：“我并不打算去仇恨任何一个作为个体的日本人。日本是一个极端焦虑的民族，他们作为一个个体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只能陷入集体的疯狂。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劳伦斯的宽恕建立在他对日本民族深层次的理解上，没有了解就不会明白世野井、原源吾残暴外在的成因与内在，就不会意识到敌人一样是可以被理解的人类，而会将他们想象成妖魔鬼怪，从而失去身为人类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劳伦斯的宽恕也建立在他对战争正当性的质疑上，“战争的真相是什么？一切为什么变成了这样？”，这样的一个问题让劳伦斯感到愤怒和无助。入伍后他辗转各地作战，见识过太多死亡和动乱，这些都是战争引起的创伤。1946年劳伦斯再次见到即将被处死的原源吾，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你是那些自以为正确的人的牺牲品，就像世野井上校和你曾经认为你们自己是正确的一样。”仇恨爆发引发复仇，复仇激起新的仇恨，自以为正确的自大胜利者的审判不过是受害人与施暴者身份的历史循环，唯有宽恕能终止仇恨的链条，“愿上帝宽恕我们的罪过，就像宽恕他们的一样”。

  这份宽容和理解让劳伦斯显得像一个异类，也被其他俘虏嘲笑为“日本那边的人”。劳伦斯并不是一个“精日”的叛徒，他比其他俘虏遭受了更多的的虐待，他渴望离开这个战俘营、继续为自己的国家作战，但是他厌恶战争本身，因为连“胜利”也难以接受。劳伦斯是《战场上的快乐圣诞》的核心人物，最直接地体现了电影的反战情绪与宽恕情怀。

  劳伦斯的友善并非没有回应。1942年的圣诞夜，原源吾私自释放了即将被处死的劳伦斯和西里尔斯，用蹩脚的英语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台词：“rence!”，这也是电影的日文/英文原名。原源吾愿意相信“劳伦斯和西里尔斯是不会害我们的”，即使对方是敌人。宽恕和友善得到了交换，即使非常有限、很艰难。二战结束，1946年的一个夜晚，劳伦斯看望明天将被枪决的原源吾，狱卒和俘虏的身份从此倒转，但是他们依然能够心平气和地坐着聊天，就像多年未见的老友。劳伦斯说，“如果能由我决定的话，我一定会现在就放了你，让你和你的家人团聚”。战争的仇恨在这一间小小的囚室里得到了消解，双方中的各一员达成了最终的和解。

  宽恕也体现在西里尔斯与世野井的隐秘感情中。年少时漠视弟弟遭受霸凌的愧疚感一直折磨着西里尔斯的灵魂，唯有危险紧张的战争能缓解这种内心的空虚。在前途未卜的那个圣诞夜，当劳伦斯谈起一个死于日军侵略的姑娘时，他则回想起了他对弟弟的背叛；而在他被活埋将死之时，他又回到了少年时光，而他的弟弟原谅了他的罪过。和劳伦斯一样，西里尔斯在战俘营内外积极地和日军抗争，但是从未直接表露出仇恨的情绪。他察觉到了世野井的焦灼的内心与隐秘的爱情，复杂情绪过后升起了一种近乎柔软的怜悯。他的拥抱和亲吻是公开的悲悯和宽恕，带着一种宗教式的献身精神和赎罪情结，而在宽恕了敌人的感情后，他也在内心中和背负罪恶的自己和解。

  被西里尔斯当众亲吻后，世野井几乎晕了过去，隐秘而羞耻的心事被公开揭穿，这对他来说是巨大的刺激。电影改编原作《种子与播种者》中提到，当世野井回到营地去取西里尔斯的头发的时候，很多人都感到十分震惊——他们以为世野井已经切腹自杀了。在得到西里尔斯的宽恕后，世野井也宽恕这份违背伦常的爱情，并和爱上敌人、打破准则的自己达成和解。

  电影有着一个走向死亡的结局，西里尔斯死在战俘营里，而世野井、原源吾在战后先后被处决。处决犯下死罪的战争犯，伸张正义、维持法制，无论是在情理还是法理上都是充分正当的，但是《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却表现出对这种逻辑的抗议与反叛——这是否是以正义自居的又一次暴行？

  战争的真相是无休止的仇恨循环。理解带来同情心和同理心，宽恕融化仇恨的刀锋，相互和解使人们获得最终的安宁与平和。这是电影表达的一种崇高的理想，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切战争的正当性，尽管这个理想是如此超前，甚至显得有些离经叛道——西里尔斯的扮演者大卫·鲍伊认为，大岛渚的电影不在于说理(expression)而在于说情(impression)——但是却依然具有强大的情感冲击力，促使人们反思仇恨、增进和平。

  《种子与播种者》是作者劳伦斯·凡·德·普司特根据二战时在印尼日军战俘营的亲身经历创作的，改编自此书的《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却显得既真实又虚幻。世野井、原源吾、西里尔斯和劳伦斯，他们是曾经真实存在的人，复杂且矛盾，生动而鲜明，但是这样的宽恕和和解却好像从未在现实中发生过——即使曾发生过也过于微小，并不足以改变什么。

  电影中的劳伦斯说：“也许西里尔斯，通过他的死亡，在世野井的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而我们共同见证了这颗种子的生长。”《战场上的快乐圣诞》本身并没有说教和强制的意味，也不代表普遍情况，它只是展示了在一种特定情况下仇恨和对立的另一种可能的走向，让人们去思考自己的选择。作家劳伦斯说的，“书显得很真实，电影显得很真实，但是书里面什么也没有，电影里面什么也没有。”《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也只是在观众的心中播下一颗种子，而理解、同情、悲悯和宽恕，这些都需要人们在现实世界和漫长岁月中去摸索和实践。

  《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中展现的日本在二战时期的集体疯狂也值得人们深入思考、引以为戒。法西斯德意日的前车之鉴不远，“一亿玉碎”，那是和平年代的人们很难来想象的狂热与愚昧，具有可怕的破坏力。

  电影定格在原源吾的一张笑脸，他又说出了那句祝福：“Merry Christmas, Mr.Lawrence!”原源吾并不信仰基督教，这句祝福也超出了一种宗教信仰的限制，而是对全人类共同的爱与和平的信仰与祝愿。逝者已矣，来者可追。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光影中的百年中国》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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