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齿轮-系列连载中篇」

  目标性自由主义者深刻地相信：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于是他们盘点现有条件，不愿意浪费一分钟的时间，迅速找到机遇立刻起航，凭借着科技势差还在释放的红利，绕过犹豫自由主义者温暖的港湾，乘风破浪驶向大海。他们形成了新的文化，成为了实践主义者。

  实践主义阶段的早期，在自由活动中创造出一些先决条件的人群初步形成了简单的单元组织架构，虽然做事心切目的明确，但从方法上总体仍然处在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较低水平，大多数的组织负责人主要是依靠感觉和经验来办事，或是很幸运地生存发展，或是凭借匹夫之勇割据一方，或是本能情商很高地游走于沃土之间。

  东汉末年三国前期的群雄割据是此阶段的典型例子，张角、丁原、董卓和袁绍不乏动机和先发优势，也并非是完全有勇无谋，但是由于贪婪、自负、鲁莽、过度理想化或认知瓶颈却无法迭代出一套有效的组织方法，各自将一手好牌迅速打烂。汉尼拔在三次布匿战争中的失利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进入了实践主义阶段已不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时代，单纯有理想和愤怒并不处理问题，短期的战术和一两个战役的小智慧也不能处理问题，只有像西庇阿这样的罗马竞争者，他们用理性思考组织方法，审时度势，不断吸收和调整思路，扩大认知，制定长期的规划和制度，大行也顾细谨，坚持到底，不赢不休，吃掉每一颗棋子，不任性不逗留毫无意义的事情，在过程中渗透文化，不断巩固和完整体系建设，最终才能脱颖而出实现目标。

  实践主义阶段的前期，技术应用和模式的创新在组织方法论的出现后加速推动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水平的提升，用更有效的方法去实现小目标逐步积累大目标成为了不同机构和单元所熟悉的工作方法。这一段时期的理论和技术优势逐渐从主导位置下降到了辅助的位置，竞争者间相互比拼的是建设一套更高效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办法，谁的结构方法更加适用于它自身的资源条件以及它所在的社会环境和市场情况，谁就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抢先达到目标、完成需求、收拢资源、增加影响、和扩大再生产，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从自由主义阶段的技术和模式为王，在这里转变成了运营和效率为王。

  在商业极其发达和成熟的今天，公司的运营方法却始终难以复制，每一个成功大企业的运营管理办法可谓天壤之别。在美国，微软和苹果作为劲敌相互较量40多年，其内部组织架构却截然不同，前者是以内部竞争的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直到2013年淡化)，而后者却从对老板的崇拜主义演变成了以合作为中心的工作方式。因特尔早期采用的扁平化工作方法得到了很多硅谷公司的采纳，因为他们都以为这样的方式会打破层级壁垒提升信息沟通效率使得创新变得更活跃。谷歌就在这样扁平化的基础上演化出了跨职能性的组织架构，虽有层次但十分灵活。而相反亚马逊的层次和结构就比较死板，不过也却丝毫没影响它的管理效率和竞争实力。在中国，扁平化的管理受到社会习惯和资源结构的影响并不适于开展，大家更多采用相对传统的职能性划分和层级责任制的办法，但是独占鳌头的腾讯公司却独树一帜，作为互联网业创新型巨头，既不类似于500强也不是有层次的灵活组合制，而却长期采用血腥的内部项目竞争模式，并且延续直至今日。每一个成功企业的管理制度都是合理和有效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办法是多样性的，都是适应于它自身的业务特点和资源结构的一个加工工具，高效地连接了业务的供给，实现了业务的价值。

  由于工作属性，经常有人和我讨论关于小公司是不是难以和大公司竞争的观点，我认为新生的小公司总有致胜的法宝，而这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某种黑科技或是挂帅的特殊资源，新企业真正的法宝其实就在于一个从零迭代的适应于新生环境的组织架构。建立一个组织架构固然并不简单，但其更多的阻碍来自于内部而非外部的挑战，一旦新生的组织架构基于新的环境形成并开始迭代，它则是有机的、自然的、当然也是趋向于高效的。这一过程，是大公司想转身碾压所做不到的。组织架构好比一个人的脑回路，好比一个生物体的生长神经，它的硬件结构是在生长过程中自适配于环境的，再强的企业在转型中都一定会出现不兼容的现象，正如你去尝试用高档的模拟器去跑以前低级的程序仍然会常常出现不确定性的卡顿。所以，联想不做芯片，腾讯不碰库存，同样戴森知难而退主动放弃了电动汽车，大企业的业务扩展会受到其已有组织架构的边界限制，社会属性强的公司更具备扩张性，孤立岛行业的组织架构相对不幸难以转型。在巨头之间，小企业在新生领域里始终都有成长壮大的机遇。

  使用和创造有效的组织方法是实践主义者的重要工作，每个单元、组织、企业或文明所处在的历史时期和旁边的环境各不相同，而最重要的是在明确方向的基础上，用最短的时间内搭建适应该时期环境下的组织架构，用以加工资源而形成差异化优势。组织架构的建设需要实践主义者深度思考框架设计、信息沟通、任务设定、单元划分、反馈制度、资源配置、人性特点、外界环境、特殊因素和执行条件，最好的方法不是坐着思考，也不是埋头苦干，而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以实际反馈的结果加以思考，而后不断地优化迭代。

  进入到实践主义阶段中期，越来越成熟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办法会在竞争过程中迅速消耗掉最后的差异化优势，再加上这一阶段的科研所能带来的短期效能太低，不能立竿见影，不足以满足越来越严苛的管理机制量化考核标准，因而科学技术与各类思想理论凡能应用的势差都消耗殆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它标志着增量环境的结束，资源扩展或经济发展达到顶点。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如果不能快速地完成地理转移或阶段调整，就将陷入长期的零和博弈与存量争夺。这当中组织形态的协同最重要，若无法很好地解决寡头垄断问题，则产生的无谓损失在熵增的过程中会将环境和系统拖入负和博弈，从而进入整体的衰退。

  纽约、东京、香港、和新加坡在20世纪不同阶段的发展中，在实践主义的促成下都形成了金融中心，越来越紧张的人们生活在越来越狭小的空间中，获得单位幸福所需要的物质成本不断攀升，这其实也是海鸟定理的开始。事实上，海鸟定理不仅适用于人与人之间，更会出现在集团之间、社会与国家之间、以及文明之间。只不过人与人之间的海鸟定理，是系列问题最初出现的最小单元，它是多米诺骨牌的排头张。

  到了实践主义阶段中后期，非理性竞争者已经完全出局，剩下的玩家都是高速运转的精密仪器，在各自收编周围同伴的过程中自身的压力也不断增大，不是玩儿着平衡木就是走着钢丝桥。此时实践主义者的心理上的压力和出错成本都是最高的，不比中前期的小儿科竞争，也非同最后的格局已定，在外界的高压竞争和内部的高度指标双重挤压下，资源加工机器如同绞肉机一般争分夺秒地将有形无形的各种优势压榨出最后一块铜板，谁扛过去了而没有崩溃，谁就会获得最终垄断全场的一马平川。

  在这个阶段，由于实践主义者的发展预期随着增量空间而不断缩减，人们在思考获取有效价值的方式上产生了差异，逐渐划分为理想实践主义和现实实践主义两个分支。理想主义者以远期成长为目标，旨在用长远的眼光培养未来价值，指责当前的竞争者偏离方向，说他们都披着说谎的外衣把存量争夺说成增量价值投机倒把恶性竞争，倡导坚持客观原则慧眼识金，寻求下一阶段的增量事物进行可持续发展；而现实主义者恰恰与之相反，旨在少说空话多做实事，认为很多竞争者好高骛远空讲故事，说他们借着理想的正义大旗伪装自己伺机蓄积力量而不计成本地偏离实践主义本质，倡导做事落地眼见为实，积累足够多的经济基础才有后面的上层建筑。

  是在宗教中出现的理想主义形态。者认为现代的自由环境催生了大量的世俗观点，使得人们偏离了教义原本的方向，他们指责那些拥护自由和世俗教徒的现实拿来主义，反复强调宗教原信仰的正确价值和权威性，并与对方产生激烈和极端的对抗。运动最早出现在基督教，而后在教、犹太教和印度教中都相继存在，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反对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他们是宗教下的理想主义者。在商业与军事中，到了实践主义后期也广泛地存在着理想主义形态。在后乔布斯时代，大量的理想主义创业者都秉承着乔布斯关于‘消费者并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的理论，延续着伟大理想者的创新信念，然而由于时代不同机遇不同且个体认知也相对有限，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的思路在这一段时期已不再适用，纵使有罗永浩这样的奋斗情怀与责任担当，也很难螳臂当车逆转时钟的循环。理想实践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不同点在于，他们的总体目标是清晰的，努力是明确的，并且也有很强的设计结构和落实方法论的能力，而不是单纯的依靠理论势差的红利去吸收资源，但是他们总认为一些理想是正确的和不变的，并且低估了在实践主义后期的竞争里完成阶段性目标的重要性，情怀夹杂着智慧在实践主义的游戏规则下节节败退，最终理想成为了极乐世界。诸葛亮在初出茅庐的时候从理论主义者转向了实践主义者，年轻时期经常因为刚正不阿和执法过严而受到同僚的谴责。而在蜀国文化发挥光芒并不断感染将士的中期，诸葛亮不断调整自身融入其中，特别是在刘关张相继离去之后更将文化的发扬作为己任，以七擒孟获之苦锻炼自己的情怀大爱以德服人成为了理想主义者。然而三国的后期并没有给蜀国留下机会，也没有留给姜维等后人足够的时间去反思，司马父子韬光养晦步步为营最终跑完全程结束了长达百年的三国时期实践主义阶段。

  现实主义者是实践主义阶段后期的另外一面，由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和幸福成本慢慢的升高，海鸟定理在个人和中小单元面前更加凸显，一方面人们不愿意面对已经习惯的步步高升和连年增长，另一方面零和博弈的压力更多地出现在身边，稍不留神自己就成了别人的增量。现实主义者出于自身继续发展的考虑主张理性获利，并会在原有的组织架构下继续迭代，精打细算得失的风险和效率。然而计算下效率的上升扛不过机会资源的迅速下降，同质化和噪音充斥着缤纷杂乱的选择，使得这一阶段的现实主义个体在压力的逼迫下快速地迭代成为利己主义，大家变得只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社会人群越来越短视。再往后，假如没有很好的整体调控，利己主义会促进衍生为极端利己主义，他们都以为别人的增长就有可能是自己的机会损失，于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自己不亏，就像打麻将一样防住上家憋死下家谁也别胡，从利人利己，到损人利己，甚至最后到损人不利己。在这样的情况，整体熵增会慢慢的变大，矛盾和泡沫会迅速飙升，个体和机构都陷入了囚徒困境的博弈之中，保存自己成为了理所应当的最优选择，然而于整体则是痛苦的混乱。今年(2020年2月)奥斯卡男主角得主杰昆·菲尼克斯说到：他一直在思考(当今)人类集体面临的一些严峻问题，(出现了)很多抗争和不公(是关于)国家、民族、种族、性别或是物种去统治、控制、剥削另一方，(人们)肆意地掠夺，也不觉得有错，(这些)让很多人感到内疚的是(当今)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世界观。

  诚然，任何一个人都希望明天比今天过得更好，但是实践主义的方法论已不再能满足循环前进的需要，快乐和进步一定不是通过相互争夺和索取来实现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有必要进行结合，然而这并非是虎视眈眈的个体之间自发能做到的。

  今天的美国，以及世界上很多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都经历着实践主义阶段后期的种种社会百态。正如前面所提，美国短暂的200多年历史一直是处在丰富的地理、思想、人口、技术等各项资源之中，不断的区域性轮换和矛盾调整才使美国得以连续发展直至现在，以至于大家相信说美国是上帝的宠儿。而在幸运之后，在远离了三段自由主义的当下美国，面临的将是如何第一次从社会科技时钟里转出自由和实践主义阶段的问题挑战。《文明的冲突》的作者亨廷顿在长篇清晰的论证后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疑虑，并且不时地把中国与国家提为潜在风险。

  实践主义阶段末期，寡头垄断在各领域纷纷出现，有一个神奇的说法就是‘摩天大楼诅咒’，意思是说每当出现摩天大楼时就预示着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标志着实践主义的结束和进入衰退。这时的寡头为了控制社会资源会产生大量的无谓损失，各种组织架构都从高效变成了过度有效，生存下来的组织体系庞大臃肿，吞噬着它们所在环境最后的存量资源。而对应的，个体和小集体都被迫放弃了实践主义阶段下的成功学信仰，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拼死挣扎，但却仍难以自发地形成有效的协作组合，互相不服各顾各家直到筋疲力尽。

  在这个时期，组合和调解变成了系统前进和新生的核心。一方面针对大众个体，解决囚徒困境的最好办法要建立一个共识机制，使各参与方不会因为贪图自我小利而损坏共识利益，从而恢复协作实现整体利益的优化。这种机制可以是自发的联盟，但更多是自上而下地引导，在权利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下，组合‘囚徒’建立信任和合作方式。在另一方面，针对寡头个体，调节社会资源优化管理，通过组织架构的调整和优化资源的原则，降低无谓损失，从而恢复供需平衡关系实现整体利益的优化。所以在这时，组织形态将会逐渐发生明显的变化，个体需要放弃部分私利，调和单元矛盾，重塑社会分工，建立互信机制，组合新生生态，增加单元间的协同性将成为一个集体的重要工作，通过打消极端利己主义理念和树立互助文化来推动整体进步，才能逐步恢复社会的高效运转。

  作为一个音符，三要素是音色、音调、和响度，音色来自于不同的乐器，音调是声波频率的高低，而响度则是音符展现自我的能量值。而成为一首音乐，三要素却是旋律、节拍、与和声，旋律即为曲调，讲究的是组织和有序；节拍是排列，讲究的周期和规律；和旋是组合，讲究的是重叠与和谐。年轻的时候初学音乐，音节简单音符少，喜欢彰显力量放大单个声响，长大之后才慢慢懂得了旋律，知道和声之美学会通过弱音和倚音抒发情感。在《生命3.0》中作者迈克斯·泰格马克在分析意识的时候提到了涌现(emergent)的现象，他说人的意识是和液体、气体、固体与等离子体类似的东西，是当大量粒子在一起，按一个有序的方式排列到一定量之后的产物。那么对于人类社会，一个社会集体的有效性，也就成了跳脱出每一个个体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学的‘涌现’。

  集体主义阶段是历史上记载最多的一种社会形态，一方面是由于集合的力量更容易创造历史，另一方面则是集体主义更容易产生稳态。从吉萨金字塔到印度泰姬陵、从帕特农神庙到蓝色寺，每一个历史上的奇观几乎都是集体主义阶段下的产物。当我在卢克索看到始建于约4000年前的卡纳克神庙时，只能说对集体力量为之震惊；而在开罗博物馆中陈列的图坦卡蒙黄金面具，更以微米级的手工艺精度更新了我对科技观发展的认知，集体主义带来的力量还可以超越一个完整的科技周期。

  进入到集体主义阶段初期，首先在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先出现共识和组合。大量的零散竞争单元一改实践主义后期盲目竞争下动辄出现千团大战的尴尬局面，受到独立行动成本上升和协同促进力量的双重影响，各自为营的散乱目标开始趋向一致，逐渐有序地建立合作；另一方面，寡头竞争者迫于系统压力，也难以长期维系实践主义后期的主导地位，或淡出视野，或重组分立，或在组织形态调整过程中吸收成为系统资源，开始接纳或供给各类单元的协同合作。组织形态的调整变化是这一段时期的重要特点，大家受到文化、愿景、管理等各类因素驱动，主动或被动地打消对彼此的偏见，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走到一起，分工协作提升生产效率。这一段时期中的协作组合在最初非常大程度上沿用着各个单元在实践主义阶段下各自所熟悉的社会分工，然而随着集体主义进程发展，内部单元也会迅速发生迭代和转变以适应新的环境。

  形成集体化的协同促进力量在特定环境中是各不相同的。总体来说分为四类：文化协同性，理想协同性，管理协同性，和共敌协同性。其中文化协同性是稳定平衡；共敌协同性是不稳定平衡；理想协同性和管理协同性从物理的角度上应该属于随遇平衡，在这里可以称为暂时稳定平衡。

  文化协同性随着历史的推演出现了多种的表现形态。在古埃及，神祇信仰是早期的宗教观念也是集体主义的精神支柱。古埃及在第十九王朝时正值全盛时期，著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位67年之久长治久安，得益于早年间贴身侍从对他的影响，使他理解了作为神的代表在集体中的重要性，并且需要用更令人信服的方式体现出来，于是同期出现了大量的古埃及天文学和数学，以及阿布辛贝神庙和众多鬼斧神工的千古奇迹。此后，宗教的逐步发展成熟，使得文化协同性有了更标准的方式。出生的年代阿拉伯地区仍然处在多神教阶段，他在40岁时所创立的教，以认独一的信仰迅速改变了阿拉伯半岛变革动荡四分五裂的状况，不仅实现了阿拉伯的统一和阿拉伯文明在中亚、中东和北非的广泛扩展，其不断传播流传至今的影响仍然在继续扩大，截止去年(2019)全球人口已接近20亿人。在近代之后，文化协同性的方式发生改变，文明的发展开始形成联合共通性，逐渐越过宗教和种族，形成了更先进和更能被现代人所接受的文化协同性方式，共识的系统文明建立在复杂的文化基础之上，是容纳多民族的世界观、现代认知观、与科技发展观等不同理念的综合体现。文化的协同性至今为止仍然是最有效和最稳固的集体合作基础，共同的认知、理想、管理和矛盾，小到个人和大到种族之间，都会产生与文化协同性相关联的集体关系。

  理想协同性和管理协同性大量地出现和应用在企业管理和军事管理之中，是常见的集体化的形成方式。阿里初期的马云与十八罗汉，以及至今所坚持的‘上三板斧’：使命、愿景、价值观，是贯穿始终的理想协同基础。有着良好的理想共识的企业会调动每个人的自发能动性，其做事效率会远高于只用任务和薪酬驱动的企业，历史上新生力量以少胜多打败发薪水雇佣兵的战役也是屡见不鲜。理想协同性与文化协同性有相似也有不同，相似点在对于集体中的个体单元都具备原生性，而不同点在于其原生性的持续能力不同。与前面提到的理想实践主义类似，理想协同性需要有阶段性的目标来支撑，但若无法达到阶段目标，就会成为空谈理想，凝聚力也难以长期维系。理想协同可以容纳文化不同而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比起文化协同的志趣相投从社会的属性上虽更具备文明的意义，但是其稳定性却恰恰不及后者。在商业中我们大家常常提到的四同原理，即从同舟共济，逐渐同床异梦，走到同室操戈，最终同归于尽的这一反讽趣谈，正是理想协同性常常因为目标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产生的不稳定性。京东公司在人才管理上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人才中有钢有铁有黄金，而最忌讳的是铁锈，这种人才纵使能力再高，也却会因为想法不同而对公司产生致命性的破坏。这里所指的铁锈正是理想协同中的不和谐音，是集体主义理想协同性与分工协作的破坏者。

  管理协同性的机制则与理想协同性大相径庭，理想协同性以动力为基础，而管理协同性则以压力为内核。‘好的士兵害怕长官的程度应远超于害怕敌人的程度’是古罗马军队内部管理的至理格言，十一抽杀律(Decimation)则是这一理论在管理制度上的残暴极端，然而在特定情况下，却曾是古罗马军队作为集体主义管理实施集体惩罚的有效手段。德意志帝国赫赫有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在青年时期动辄就与人决斗来处理问题，管理协同的方法对他的性格天然适配，无论是执行国事政策还是对下属来管理都记载了他的铁血轶事。在企业的管理中，至今仍有大量企业家以管理协同性的压力方法来实现集体的高效性和一致性。万科人称王老虎的王石，经常咆哮吓得员工两腿发抖；华为的高压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声名远扬，任正非送给华为新员工的发言词是‘进了华为就是进了坟墓’，一次他在以训斥的方法表扬首席财务官的时候说，‘你最近进步很大，从很差进步到了比较差！’正如安迪·格鲁夫所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一个集体在快速建立和扩张中，经常会容纳想法和长期目标不同的人，文化和理想的差异长期不可调和，此时‘偏执狂’的管理协同往往会在集体主义阶段性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共敌协同性，顾名思义有共同的敌人就是朋友。恺撒的前三头同盟与屋大维的后三头同盟便是典型的共敌协同性，两次同盟所处在的历史阶段十分典型，特点也十分类似，都在罗马帝国的初建时期，都是同一个阶段的组织形态转变事件，都共同指向元老院，都很不稳定而在短期时间内分崩倒戈，都最终结束了纷争。共敌协同性是集体主义阶段初期系统建设的制衡过程，成因多在于(系统内部)有一个强大的第三方(或其他方)，为了制衡均势而形成的一个阶段内的同盟联谊，赤壁之战、虞虢相依、合纵连横等都是相类似的情况典故。共敌协同性通常是不稳定和暂时性的，无论是唇亡齿寒的危机，还是远交近攻的战术，都是短期阶段性的。共敌协同过后，会出现共敌倒戈而吞并对方完成集体主义初期建设与共敌融合相互合并完成建设的两种方式(*注释：并还有两败俱伤的第三种情况，因为探讨集体的形成，因而无需从第三方视角再来讨论这样的一种情况。)，文明、国家、以及个人的矛盾通常出现前者，而在商业中二者皆有发生，并购和兼并是这一段时期的常见现象。在商业竞争里有时第二三名会合并去战斗长期领跑的第一名，也有时第一三名合并去针对势头猛烈的第二名，韬睿惠悦战美世，波音麦道战空客，饿了么与百度外卖合并战美团，正说明了这一些状况。值得一提的是，在商场的战斗中，时间往往会是超过相互压力而拖垮竞争的更大困难，成为形成集体主义的助推力，此时协同参与方别无选择，‘打不过你就加入你’是一种合理和必然的趋势。

  集体主义阶段在初期的形成过程是相对多样的，由实践主义阶段而导致的促成环境是客观的，而每一种协同性促成力所导致的不同却是主观的，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集体形态下分别的优势和问题。进一步协调系统内部的分工，提升集体化的产出效率，确保所有的环节的信息传递而保障运转能力，以及应对逐渐出现的外部压力，成为了下一步阶段的重要工作。在这一段时期，由于社会的分工通过协同性的方式得到了优化，系统中的单元个体不再像实践主义阶段下那样各自为营地自我生存和自负盈亏，因而为理论研究者降下了第一滴甘露，一部分不擅长经营和实践但却具备研发能力的群体，开始在更大的一个格局下奠基生产力飞跃的基础，理论科技的势差又开始了正向堆积。这里需要向前补充一点的是，事实上这种势差堆积的现象从实践主义阶段后期的寡头中就慢慢的出现了，例如谷歌和华为都在研发上完成了大量的投入，若单把寡头看做系统考虑为集体主义时则与本段描述是相似的。这个现象事实上是模型的分形和泛化过程，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会具体讨论，即寡头是实践主义阶段下的集体主义分形，而集体主义阶段则是实践主义寡头的泛化模式。

  进入到集体主义阶段中期，用更强有力的办法使得更多的单元、组织、机构、小集体进一步有效协同和扩大结合，形成大集体或集团化，成为了集体主义者的发展目标。这时我们应该将问题划分为两个，其一是以单个集体为系统看内部进一步的集体化进程，其二是从多个集体为系统看大环境的集体间关系。

  对于单个集体而言，在这一段时期需要找到更高一层的协同认识，以实现向更优化更稳健和更可持续发展的状态过度。前面所提到的四种协同促进力，在这时或相互转换，或组合搭配，各自也在分别迭代和升华。文化协同、理想协同和管理协同都在各自的路径上进一步地统一集中和标准化，而共敌协同自集合后便开始向外部矛盾转移视线。此时对于单个集体而言，需要努力把控协同细节，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极端主义、、中世纪和对外战争等问题的出现，不断地反思和优化策略成为了一个集体强盛之路的最后考题。

  集体主义阶段中期的文化集中性会逐渐加强，西方历史上常用的政教合一制度，以及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几乎同出一辙，是为古典集体主义发展的经典模式。能否在这一段时期内有效地降低单位幸福度下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提高各个组成单元的能动意识，成为了模式持续运转的关键。温和而有力的文化共识，实之落地的管理政策，结合内部的经济发展和合理的外交策略，会使集体进入平稳的全盛时期，文景之治的以德化民与明治维新的开明文化都是典型代表。相反，倘若在单位幸福程度下的生产生活成本未能通过有效的方法降低下来，或是在单位付出成本下的收获满足感不能通过有效的机制提升上去，个体之间就会因为压力而出现自由叛逆，长期积压铁锈成堆就产生了系统性的变化。

  中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展近乎停滞的一段时间，也是人类历史自古代以后在时钟循环中阶段性停留最长的一段稳态(把整个欧洲做为系统而言)。它的成因还在于罗马初期所形成管理协同的先进性，与同期宗教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而使用政教合一管理的有效性，进行了加成结合，形成了远远地超过其他文明和集体的管理办法，并用降维度打击的方式实现了长期的资源和文明控制，因此导致的一个从群体系统到个体精神都被动接受的压迫式管理阶段。长期的精神压力使得这一荒芜时期几乎寸草不生，直至其后文艺复兴的上演才化解了这一千年历史，出现了无论是哥特式的惊悚还是巴洛克的，都是缓释压力和自由叛逆的特殊表达形态。其实文艺复兴本身是类似战争的一种形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冲突的释放形式。在社会科学技术进步时钟集体主义阶段后期向理论主义阶段的过渡中，压力要一直释放，战争的出现只是一种压力释放的直观表达，更多的情况下压力是在循环与演化中逐渐缓解的，其最好的方式是找到新生理论实现增量的创新。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新加坡与日本分别结合中西方的文化优势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而到今天无论是家长式管理还是商社经济都给两国的继续发展带来了瓶颈和挑战，舒适和重复的幸福生活不再像以往那样能够激发人们的创新能力和生活动力，在时钟的循环前进中选择驻足停留，再美的风景也缺少了一丝生机。在未来的20年里，新加坡与日本面临着历史上突破的创新改革需求，能否缓解打破当前的一汪净水从中寻求活力，推动时钟的下一步循环是拭目以待的考验。

  从另一个角度，以多个集体所组成的大环境系统，是一个更加泛化的集体主义概念，当小集体内部形成组合和协同之后，大环境系统便构成了下一个层次上的社会集体主义问题。我们大家可以用前面所提到的集体与寡头的关系来看待这一泛化结构，这其中的趋势和驱动方向十分类似，只是文明与国家之间的纽带和矛盾，相比于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纽带和矛盾会更有力和尖锐。当进入集体主义阶段的后期，社会思想和资源的各项矛盾在各类集体和集团之间日益凸显，文明、国家、企业、或各类之间在存量市场中出现频繁碰撞，此时或为报团取暖，或为抗衡劲敌，或联合实现更高的目标，更大的集体主义结构需求慢慢地产生，联盟化、联邦化、集团化和统一化的思路和组织形态逐渐形成，巨型海鸟之间的海鸟定理开始上演。

  首先在一个文明的内部，联盟化、联邦化、集团化和统一化的进程、稳定性与方式方法，因为各自文明的历史成因而各不相同。中国由于地理的特殊性，类似的文化和亲族在一块平整的版图上相互融合迭代超过四千年之久，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思想、文化、货币、和语言等多方面很早就融会贯通成为一个整体，因而构成了长期稳定和均质统一的重要基础，与当今世界下的其他文明有着明显的不同。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和罗马开始，虽然形成了一套基于地中海地区起源和拉丁语系的广大体系，但与中国不同的是，由于多种族之间的常年纷争和相互对抗，文明内部的特异性子文明相对独立，使得在更大的集体维度上形成集体化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相互矛盾。自拜占庭帝国结束以后，西方文明少有出现完整的联合集体，除了远离纷争新建文化的联邦制美国以外，其他形态的集体化多以北约、欧盟这样相对松散和非政体管理的形式出现。文明在历史上有两次完整的整合形态，而自奥斯曼土耳其衰落以后，文明内部始终由于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本质分歧而造成抵触，再加上信徒群体本身对于宗教信仰的虔诚，文明内部在当前难以构建一套集体化的思想。综上可见，以文明为系统的集体化过程是有历史背景的也是相对困难的。

  此外在不同文明之间，实现集体化的难度一定会更上一层。然而在十分特定时期的历史阶段，由于环境的促进和需要，文明间会出现阶段性的集体化过程，一旦形成，其力量与影响力也当然会非同小可，苏联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不同于历史上其他跨文明的主体，苏联是少有的以非征服的思想统一形式形成的集体主义联邦制国家。苏联存续的69年时间里，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与美国的冷战，是一个典型集中力量的体现。苏联的发展历史也同时说明了，人类至今为止较为稳定的集体主义凝聚力，暂时仍未完全脱离种族下的文明基础，思想下的文明集合仍然在循环发展的过程中缓慢进步。

  从拿破仑时期到一战二战，从北约到欧盟，从一带一路到印太战略，都说明跨文明集体化的矛盾和需求在不同的阶段中交替出现。其中有像二战时期苏联这样单强核心的集体主义格局，也有冷战及以后甚至于至今的多强核心的广义集体主义格局。联合国指出，当前的世界存在着整体的风险，全世界目前是个无政府主义，没有执法原则。这里所指的无政府主义意义并不是前面极端自由主义者所提到的无政府主义，而是说由全世界国家所组成的这个大系统下的广义集体是非政府化的，并没有公正的原则和执法单位。因而在随着多个强核心的集体集团逐渐走向强盛的过程中，世界资源和环境日渐趋向于饱和会最终带领着大家一起面对古老的地中海模式，集体主义之间的存量争夺压力会继续升温，各类矛盾势力的对峙和冲突会不断出现，海鸟定理将会呈现最终形态。这样一些问题将会成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没有参与过地中海经验的我们中国，在自由和实践主义阶段中无约束发展了两百年的美国，以及群龙无首但却日益扩大的文明，该怎样一同面对和和平解决这样的局面，成为了未来一百年中最重要的课题。

  在集体主义阶段的后期，集体从规模上逐步扩大形成集团或联盟，不同于初期相对单纯地为了更好的提高单个集体内生产效率的需要，此时更多的情况都是为了在相互制衡之中保全自己以及在零和中博弈暂时实现增长所必须的组合。集体群与集体群之间好比跷跷板一样形成着区块型的阶段性组合，相互杠杆慢慢的变大直至一方的威胁解除或各自接近文明所能支撑的集团极限。此时各个集体和集团的集体力量达到了最大化，资源形成了高度集中，每个个体因为相对立场而有着高度的协同性，但平均效率却远低于自由主义阶段时期。同样同期之下个体与单元的矛盾压力也是集体而协同的，大家同呼吸共命运，从小到大的海鸟定理压力，分散在每一个分形下的单元与集体之中。在此阶段内，无论是集体的需要还是个体自发性地助力于集体去解决更大的矛盾，科技研发会大量兴起，为了集体集团能够产生绝对差异化优势，理论科技势差在迅速地扩大。在这些确定性的趋势之中，只有一件事情是不确定的，就是最终实现紧绷压力释放的那一形式，这一课题不仅需要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也需要重要时代人物的引领和助推，才能使我们跨越历史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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